议论作文权力（系列十六篇）

笔者认为，民主的形成与个人权利的稳定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没收资本、贬值货币或者剥夺少数人权利，这正好使个人权利受到伤害。相反，持久的民主统治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合同权利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

在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在法治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见的，个人权利的统治和执行不是短期的考虑。我认为，稳定民主下的政府比君主专制、民主脆弱的领导人有更大的共同利益，实行权力分享制度。他的政府是要加强市场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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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素质与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高校学生工作能否顺利开展,高校辅导员应具备优良的政治素养、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系统、扎实且结构合理的理论知识、健康的身心素质,以及主动学习、创新工作、组织策划、协调沟通、排忧解惑、榜样教育、控制全局、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等方面的`素质与能力.高校应积极探索提高辅导员素质与能力的有效途径,努力提高辅导员队伍的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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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原退休职工_______________(男，一九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与__________(女，一九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是原配夫妻,他们夫妇共生育四个子女。

老大，_______________，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现住_______________。

老二，_______________，男，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现住_______________。

老三，_______________，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现住_______________。

老四，_______________，男，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现住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因何原因在何地死亡，_______________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因何原因在何地死亡。

死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夫妇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健在)。

_______________死后，_______________是否再婚。后死者_______________是否再婚。

_______________单位公章

经办人：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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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是西太后跟前最得宠的太监。批评西太后的人，往往拿李莲英说事，说她宠信太监，祸乱朝廷。甲午战败之后，御史们也咬住这一点不放，把李莲英骂得狗血淋头。连两江总督刘坤一见太后，都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点。西太后却一直感到很冤，连声说，她没有宠信过宦官，李莲英从来就没有对政事插过一句嘴，凭什么说人家干政？

的确，李莲英没有对任何一件政务发表过意见。他为人相当低调，能让人则让人，能帮人则帮人，宫女和太监都挺喜欢他。有宫女评价说，他很像一种梨，长得不好看，但吃起来很甜。甲午战争前，西太后派他陪醇亲王到天津校阅海军，外臣们听说他来了，都想借机拍拍马屁，可他一个也不见，还亲自给王爷洗脚，满副精神伺候着。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跟光绪帝闹翻，他也不像外人传的那样，作威作福，给皇帝气受，而是尽量做些补救工作，让皇帝能过得去。

所以，西太后觉得冤。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时朝野上下，几乎像点样的大臣，都会竞相拍李莲英的马屁，连王公贵族，都跟他称兄道弟。李莲英也的确聚敛了大笔的财富，富埒王侯。一个既不弄权，又为人低调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际遇呢？

其实，只要李莲英在西太后身边，还能得到太后的宠信，对于下面的人而言，他就非常有价值。道理很简单，当年的西太后，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高高在上，她的喜怒哀乐，都可能福人祸人。古语道，伴君如伴虎。如果能结交一个太后身边的人，最低限度，也可以打探一下太后对某些事情的真实看法，以后朝堂对答，至少称旨的概率要高些。称旨的时候多了，好处自然多多。朝堂之上，无论皇帝还是太后，很少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回到宫里休息之时，一放松，未免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某人、某事的真实看法。竞相结交李莲英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情报”。

当然，李莲英的作用和他在权力圈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说他不干政，不就政事发言，那是西太后的一种印象。以情理推论，正式的发言也许是没有的，但非正式的影响，却很难说没有。

张荫桓是李鸿章手下很得力的洋务干将，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为人精明能干，在仕途上一直都很顺利，长期主持总理衙门。可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却是西太后指名要杀的人，跟老佛爷最恨的谭嗣同等人是一个待遇。只是因为英国公使的干预，他才保住了一条命，被发配新疆。说实在的，在百日维新期间，说张荫桓倾向变法不假，但当时倾向变法的人多了，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说过出格的话，或者跟康、梁有过特别的关系。西太后却似乎恨他入骨，非杀之而后快。戊戌时没能杀了，到了庚子年闹义和团，西太后跟所有的外国人都闹翻后，第一件事就是传谕新疆，把张荫桓给杀了。

这事，据张荫桓自己讲，应该是李莲英从中作怪。当年他出使英国，回来的时候，给两宫太后各备了一份礼物，超大个的宝石两颗。一为祖母绿，一为红霞帔，绿的值钱，送给揽权的西太后；红的差点，送给“好好先生”东太后。外臣送礼，都得经过李莲英的手。一般明白事儿的，都得另备一份稍差一点的礼品，送给李莲英。可是张荫桓忘记了这个关键的一环，什么也没给李大总管准备。当然，李莲英很守规矩，礼物还是照样送到了西太后手上，西太后也挺高兴，拿着大个的祖母绿把玩不已。可是这个时候，李莲英来了一句：“难为他如此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儿，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一句话，说得西太后脸色大变。

原来，虽然清廷未必这样讲究，但民间嫡庶的衣饰，会以红绿相区别，嫡妻配红，小老婆则配绿。西太后是嫔妃出身，跟东太后相比，差了一截，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小老婆，她一生都对此耿耿于怀。张荫桓把绿的宝石送西太后，原本是拍她的马屁，但经李莲英这么一挑拨，他的马屁活生生拍在了马腿上。从此，西太后对张荫桓的恨，就埋在了心里。还算西太后有城府，当时没有发作，但找到机会，她就会报复。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张荫桓的性命，实际上是丢在了李莲英的嘴上。

有权者，尤其是具有独裁权力的人，他们的身边人都得罪不起。很多时候，不用他们公开发难，只需在适当的时候吹吹风，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应该说，在独裁性的权力周围，存在着一个非制度性的权力半径，这个半径内的所有人，理论上都拥有影响权力的资格。

有的时候，是出于情感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有权者会有意把自己的权力转让给某些人。比如明朝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原本就是伺候皇帝笔墨的小太监，在太监里面，品级都不高。但是，由于皇帝很懒（当然，由于没有宰相，政务也实在太多），自己懒得批奏折，就让秉笔太监代笔。一来二去，太监成了站着的皇帝，享有朱批权，可以力压群臣，自己也就变成了太监的首领，国家实际上的元首。

有的时候，是有权者出于感情，替所喜欢的人出头。连光绪这样可怜的皇帝，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替自己喜欢的妃子办点事。文廷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翰林，曾经做过光绪帝珍、瑾二妃的老师，而珍妃入宫之后，又深得光绪的喜爱。有传言说光绪二十年翰林大考，文廷式得了第一名，就是走了珍妃的门路。或者说，珍妃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爱，替自己的老师撑了一回口袋。传说当时光绪曾经给了考官一个条子，明确告诉他们，文廷式要列一等。因为这个，珍妃后来还受到了西太后的责罚。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处在权力半径之内的人，在有意无意之中影响权力的运作。有的时候，外面的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见到里面来的人，只要他妄作威福，多半会乖乖听话，不信也得信。因为，来自权力中心的人，影响权力运作由来已久，为了自保，只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好些貌似有来头的人出来招摇，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有的被揭穿了，但没被揭穿的，实际上更多。政务，就是这样被影响和左右的。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祸患，宦官、女主和外戚专权，虽然历代皇帝都力图避免，却还是避免不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避免宦官专权，还特意在宫里立了一个铁牌，但最终，恰是明朝宦官专权最厉害。古来帝王或者太后的权力行使，都在黑箱中运行，都是专制的独裁形式。只要有这样的权力存在，这样的权力半径，就一定存在，无论有权者昏还是贤、智或不肖。所区别的，无非是破坏力大还是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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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没有人有权利夺走他们的生命，可是有些人，仗着自己权利去欺负那些有权利却没有力量的弱小生命。人们啊，听听那沉默了许久的声音吧。

草丛里，猫妈妈刚生下了两个小猫崽，正幸福的舔着他们，但是这幸福是短暂的，两个孩童发现了他们，孩童拿来了树枝和小石子，扔在小猫崽的身上，小猫们痛苦的喊叫起来，可是它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猫妈妈拼命的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拼命的喊叫着，那喊叫声充满了无奈、后悔和愤怒。无奈自己的力量太弱，保护不了孩子，后悔为什么要把孩子生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愤怒孩童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孩童的父母来了，训孩子把手给弄脏了，便带走了孩童。也许对他们来说只是弄脏了手，但是对小猫们来说却是多大的灾难啊!

医院里，某资询室里进进出出的夫妻，他们是要成为父母的人了，也许是因为孩子先天性的不足，也许是因为男女性别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他们就要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夺走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可他们有没有想过那未出世的孩子。

猫他们不会语言，但它们也有心，也有情，也有生命。未出世的婴儿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父母的想法，但他们也会渴望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渴望见到自己的父母，也渴望与自己的父母一辈子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清醒吧!闭上眼，用心去听那沉默的声音吧，生命都有它存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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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有一位皇帝叫康德茂，他喜欢在角斗场与剽悍的奴隶格斗，甚至与凶猛的动物对决，从未输过，屡战屡胜。

康德茂制胜的法宝是什么呢？胜在规则上。

这个规则是他制定的：但凡他上场都是手执利刃，而对方只能持木质的家伙或是徒手，再强悍的奴隶让他赤手空拳和康德茂决斗，求生欲望再强烈也禁不起他手起刀落如砍瓜切菜，如虎入羊群，都会被追得连滚带爬，哭爹喊娘，直至毙命。

大象也不是他的对手。大象被牵到角斗场，他坐在那儿，拿铜铃般的大眼睛瞪着大象。大象见了他，就开始流泪，环顾四周，向众人讨饶。怎奈有规则在，康德茂的兴趣是要依据规则，勇杀大象。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最终也难逃被他斩杀的厄运。

现在有一句话最能概括康德茂规则：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一规则使得有些人拥有金刚不坏之身，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让对手几无还手之力。康德茂规则大行其道，规范权力的笼子自然也就形同虚设，这恐怕是一部分人追求权力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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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矛盾是冲突的根源，冲突是矛盾激化的表现。矛盾无处不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所以，高校师生冲突也是普遍存在的。从价值取向而言，在教学情境中，教师的价值观通常表现为主流文化。由于教师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已趋于稳定。而大学生正处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给他们提供了多元选择的机会，释放和展现了他们的个性和独立意识，加上他们追求平等民主，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升也使其对主流文化产生怀疑甚至对立。当师生的文化价值在教育教学互动过程中发生摩擦与矛盾时，都会自觉地加强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加以坚守，冲突由此产生。从组织观念而言，现代冲突理论认为组织中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不例外。高校作为学生文化和教师文化的汇聚地，不可避免的在校园这个场域发生碰撞和冲突，这种相互交流和碰撞，必然形成一种平衡的内在张力。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接触、冲突、整合是一种互动的动态过程。因此，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与整合的内在张力或矛盾。

师生冲突从表现形式看，可以分为显性师生冲突和隐性师生冲突。显性冲突主要是借助于语言、肢体活动等行为来表现，如谩骂指责、人身攻击等。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到，中小学师生冲突主要表现为显性冲突。高校师生冲突则更多地表现为隐性冲突。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情感的对立、情绪的不满和交流的隔阂。由于教师在师生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高校教师不仅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评优评先，弱困扶助等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也有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类似的种种利益关系，即便师生之间存在不认同和不满因素，一般情况下，学生也会把这些想法埋藏于心而不予以表露出来，不会发生外部语言行为的直接性对抗。因此，高校师生冲突具有内潜性，这种冲突不易于为人所察觉，但却真实以心理对立和行为对抗的方式存在于师生之间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反映在教师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学生漠不关心，对学生冷淡，放任学生。教师教学热情不高，情绪低沉，消极被动的对待课堂；教学流于形式，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学方法单一，照本宣科的迹象严重。学生的冲突对抗则表现为对教师的人格和学识轻蔑和敌视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消极行为，如对教师的提问沉默，师生之间互动不足，缺乏信息的反馈，课堂纪律松懈，曲解教学管理中的指令等。

高校作为一个有序的组织机构，制度在组织管理上显得非常重要，教师和学生作为组织内部的一部分，制度在师生关系上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师生冲突具有转移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课程选择上，虽然我国大学的课程有必须课和选修课，强调必修课在照顾共性的基础上，适当开展选修课以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实际上，必修课所占的比例居多，选修课所开设的课程少而且课时少，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被限制在极其狭小的范围里，难免与学生兴趣、爱好相冲突，造成了学生对所学课程缺乏兴趣，学习动力不足，面对教师做出的种种要求，对课程的抵触心理便会迁移到课程的执行者―――高校教师身上。同时，学生为谋求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在大学间便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比如对各种评优评先名额的争夺等，此类活动的执行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运行的，可能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部分学生的落选，但学生更易将矛头转移指向教师身上，将落选原因归于教师没有做到公平、公开和透明。在就业环节中，面对用人单位提出了种种条件，学生虽觉得不满，但也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将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教师，认为教师没有教他们实用的知识和技术。当前，高校教师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首先是教学质量上的压力，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高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也导致了生源质量下滑，教师为保证教学质量，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无形中增加了负荷，这样的工作难度极易诱发高校教师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这种习得性无助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就会发展成为职业倦怠”。其次是学历压力，相当多的学校在引进师资时特别强调要求博士学位，使得在职的高校教师面临着攻读高一级学位的现实压力，同时，科研作为职称评审、薪酬奖励的重要指标，对教师也形成了压力。教学任务的繁重，学历要求和科研任务，这种因外界压力和制度因素使得高校教师产生焦虑，而这种焦虑最终容易带入课堂，在实施教学活动中展现出来，反射到学生身上。可见，师生冲突的转移性是由除教师和学生之外，第三方因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多是由于制度、环境等外在因素而引起的师生冲突。师生都是“替罪羊”。“在群体关系中，找替罪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不能发泄对真正存在问题的群体的不满，而是把一个替代群体作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功能从其作用的维度，可分为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显隐功能是以客观结果是否在意外之中为基础而对功能做出的形态区分。正负功能是以要素对系统有无贡献为基准而对功能做出的性质区分。默顿认为，正向功能即指“贡献”性功能，负向功能则是指“损害性”功能。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将冲突与暴力破坏、杂乱无章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要是冲突便是消极的、有害的，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功能冲突理论学者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正功能。如果群体内部冲突双方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则冲突会对结构发挥积极功能。“当冲突提高了基于团结、权威、功能相依和规范控制的整合时，冲突是有益的”，这对我们科学正确地认识师生冲突正向功能观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缓解师生关系的润滑油。科塞认为，冲突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缓解和释放压力及敌对情绪。冲突就是“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在现行的高校管理模式中，师生权利、地位关系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教师对学生的权力过大，控制过多，易引起师生之间产生负面情绪，形成对抗状态。通过师生冲突，学生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同样，教师的意愿能够清晰地传达给学生，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宣泄消极情绪，缓解师生之间因各种角色压力和外界因素而产生的心理紧张状态，使双方的观点和价值观在冲突过程中能得到集中和显性的表达，为师生冷静而理性地对话创造客观环境，双方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学生作为一个未成熟的个体，社会化程度不高，难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偏颇，学生的社会化主要通过对社会规范的习得和内化来实现。通过冲突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意识到社会规范的存在和运行，让学生懂得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意义，从而接受和内化，使得个体社会化向前迈进了一步。教师通过聆听学生的想法，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使得教师意识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忽视的地方，督促教师在以后的师生交往中加以改进。

（二）促进内部稳定的粘合剂。高校师生冲突有利于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对师生冲突的处理方式，本身就体现了教育机智，教育机智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定向能力，是指教师对学生活动的敏感性，能根据学生新的特别是意外的情况，迅速而正确地做出判断，随机应变地及时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教育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机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对环境的掌控能力，机智解决教育问题的教育智慧，有利于教师树立教师权威。依据克利夫顿和罗伯兹提出的关于教师权威的结构框架理论，传统教师权威、法定权威、专业权威、感召权威共同构成了教师权威。传统权威与法定权威缘于社会性先赋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强制性，称之为制度性教师权威；感召权威与专业权威则缘于教师群体后天努力的自致因素，称之为教师个人权威。这里主要说的是教师个人权威，高校教师权威的大小往往体现了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教师理智从容地应对冲突，机智巧妙地化解冲突往往更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和佩服，教师以自己学识才干、人格魅力和宽容的心态来化解和规避冲突往往能真正地征服学生，确立自己在学生中的权威。高校师生冲突有利于高校学生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就是把自己本身的存在看成为个人的，并进而追求以与人不同的独自方式去行动的方向。我国教育目标明确指出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全面发展的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诺认为，个性的发展是人的'能动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一系列从低到高的心理需要的满足。需要满足的过程就是个性发展的过程。师生之间的冲突关系会影响到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而影响到学生个性的发展。因为学生在冲突中可以增强个人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也能够在冲突中体悟自身与他人、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以独特的参与社会方式加强对生活的认识，形成独立个性，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教育教学理想境界。正是通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来影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双方均可以使自身的思想行为得到改善，并以此为契机完善自己，共同成长，有利于和谐稳定师生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师生关系的稳定。

（三）推进制度改革的助产器。高校师生之间的冲突，与制度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制度建设需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我国部分高校存在着制度过于死板、僵化，不能因时而异，而且教学设置制度存在强制力量和隐藏主观定义等因素。在一切教学活动以制度运行为载体的背景下，必然会引起师生冲突。如课程的开设与选择极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专业设置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等，冲过冲突，可以反映出问题所在，追根溯源，进而找到高校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之处，这也督促学校进行制度的建设和修订工作。“冲突激发起人们对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如果没有冲突，这些规则也许一直被遗忘或未被人们意识到；通过冲突，唤醒了冲突各方对支配他们行为的规范需求的自觉意识，使对抗者认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道德世界。”因此，冲突有利于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向学生提出合理的教育要求和角色期待，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主人翁地位，积极参与到规章制度的设计和体验中去，最终认可制度并成为制度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做到在言语、行为等各方面与制度基本保持一致，促进高校制度文化的构建，重建师生信任关系与学校规章制度。当然，冲突的正向和积极功能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这种建设性冲突始终都应限制在低强度、低烈度的范围内，否则，冲突的结果就将向坏的方面转化，即破坏性冲突。在师生交往中，要将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投放到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灵活加以运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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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生之间权力与地位的悬殊差距，具体表现在课堂上的师生人际互动。解决影响教学过程中师生权力和地位的因素及造成师生之间冲突的根源，才能使师生关系合理化，从而达到最佳课堂教学效果。

任何组织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组织目标，只有权力才能变混乱为有序。韦伯认为，权力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某一行为者不顾反对意见，去强行执行自己的意愿，也不顾这种意愿会带来什么后果。从定义中可以看出，权力集中于某个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体现出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权力具有两极性，涉及到主动的一方（施权者）和受动的一方。权力的形成需具备两个条件，即动机和资源。二者是相互联系的，缺少动机，资源的力量就会减少；缺少资源，动机就会成为空谈。二者缺少任何一个，权力就会崩溃。

制度性资源是教师权力（这里指实然权力）的首要资源。一般认为，“领导权力的渊源存在于外部组织体系和体制之中，而不是来自于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教师在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作为权利的派生物而形成的。教师的法定权利是教师权力的制度性资源。权利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

根据我国教师法第7条规定，教师享有的权利中与学生有关的有以下两条（其余略）：

a.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

b.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从教师法所规定的教师所具有的权力来看，相对于丰富多采、千变万化的班级生活来说，这两条法律实在是有点太过笼统了，当然也为教师的实然权力的产生提供条件。教师可以为着一个良好的目的------传授知识，选择不良好的手段，而不去计较手段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以至忽略了其他法律条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人们对传统师生关系模式的认同，是教师权力的第二个外部资源。我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宗法社会，于是铸成了一种压抑人性的较稳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把单方面的服从作为人生的最高行为准则。由于缺乏广泛的人文背景，社会所重视的只是教育的控制功能。长期以来，社会期待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把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作为参照框架（所谓“师徒如父子”）。要求教师对学生严加管束，而学生必须对教师绝对服从。整个教学过程（）中，主要关心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重视知识的传递，忽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非智力因素等等。课堂上，教师期望的是学生按教案设想作出回答，教师的任务就是努力引导学生，直至得出预定的答案。学生在教学中实际上扮演着配合教师完成教案的角色。这种传统的教学观念和师生关系模式对师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同时也被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所认同，这成为教师权力的又一个外在资源。

不仅如此，学生家长为了使学生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升迁的目的，不惜把自己的权力转交于教师，从而强化了教师“管束”学生的意识。

教师的权力是社会赋予的，权力的渊源存在于外部组织体系和体制之中，因此教师权力的这种外部资源也成为制约教师权威的基本前提。外部资源对于每个教师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教师其权力对于学生的影响力却各不相同。因为教师权力影响力主要决定于教师自身的因素以及学生方面的因素。教师自身的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艾普尔将知识视为“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和“政治资本”（political culture power）的反映。对于教师而言，制约其权力影响力的因素莫过于知识的多少了。“如果教师所具备的知识不足以胜任教师的工作，也就很难谈及其权力的影响力。有观点认为，“真理就是权力的一种。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权力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也没有权力；权力控制了知识，知识也能给人以权力。”教师法定权力的笼统性造成教师权力的多样性、不确定性，由于教师掌握着对学生来说的重要资源------知识，导致教师具有法定权利以外的权力。“在多数社会中，传统上父母实际上都享有惩罚子女的无限权力。教师，作为那些社会里的代理人，同样具有任意处罚学生的无限权力。”当教师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即使触犯了学生的法定权利，也不会遭致学生明显的、强烈的反抗行为。而这种权力恰恰是其他人（除父母或其他亲人）所不具备的。这构成了教师的特权。

对学生来讲，教师乃是知识的化身。因此教师拥有知识所赋予他（她）的权力。知识给人以权力其先决条件是知识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产物，反过来又能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是有意义的。如果说小学生的认识能力还远没有达到这一点的话，知识对于他们的最直接的目的也许是取得名次、赢得称赞、改变生活处境。因此他们需要知识的武装。哪怕是学生完全出于一种被动的心态去掌握、学习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毕竟学生学习知识是他们应该完成的任务。

另外，在班级中，每个学生所具有的兴趣、爱好不同，对于教授与自己的兴趣相符的教师难免会偏爱三分，这种亲和力将有助于提高教师权力的影响力。

就教育的工作性质而言，一位教师不但应该具备专业权威，而且在人格上也须具备某种程度的感召力量，如此才能赢得学生的信赖和信仰。在实践中，不同的教师所拥有的权力的影响力不尽相同，对于小学教师而言，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差别主要不是由教师本身所具有的知识量的多少决定的，更多地受教师人格因素的影响。人格是一个多因素的复合体，表现在对人、对事、对已等各个方面，诸如教师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行为上的果敢、作风上的刚毅等等，对于教师权力的影响力起着或增强或削弱的作用。另外，年龄因素也成为影响教师权力影响力的又一因素，由于师生之间年龄上的差距，使师生之间至少存在长幼之分。从而使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存在着相应的心理优势，这种优势对于教师权力的发挥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实践中，日益增多的知识与传统，几千年来都是从教师传给学生，随着这种情况便产生了严格的、权威的、学院式的纪律，反映着社会本身就是建立在严格的权威性原则上的。这就树立了具有权威性的师生关系的典型，而这种典型仍在全世界大多数学校里流行着。

对于教师来讲，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不外乎积极和消极两种。就积极的方式而言，教师最惯用的方式即是认同、表扬和夸奖。也许人们会认为，无论是认同还是表扬，无非是一种最廉价的施舍方式。但教师的表扬与家长以至学生的其他同辈或长辈相比，也许更具诱惑力。因为一般来讲，教师所表扬的学生是多数中的一个或有限的几个，而不是少数中的一个或几个。何况班级中的成员都属于同辈群体，成员之间更具可比性。如果说儿童自进幼儿园之日起，在幼儿园阿姨的诱导下使儿童的竞争行为已得到开发的话，则进入小学的学生随着学习活动本身对自己的价值越来越大，班级中的竞争行为也愈演愈烈，在这种竞争性氛围中更增强了教师表扬的魅力，同时也会强化教师行使表扬权力的动机。但在实践中教师所行使更多的是消极的权力方式，表扬学生的时候却较少。

奖励和惩罚是教师所具有的权力，尽管教师法有明确规定，理论界以及教育行政机关不鼓励乃至反对教师对学生实行惩罚。但由于教师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力，也就拥有了对学生的奖惩权力。因此，对学生的惩罚现象在教育实践中可以说极普遍地存在着。根据观察，教师以消极的方式行使其权力的概率高于以积极的方式行使权力的概率。小至语言节奏上的变化、表情上的示意，大至明确的批评、谩骂和体罚。教师行使权力的方式远远不只这些，随着班级情境的不同，教师与学生之间由于长期的互动而达到一致的默契，对情境有着共同的解释，使教师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成为行使其权力的一种表征。但是，“如果教师仅凭法定给予的地位（ascribed status），完全依照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采用独裁的、官僚的权力支配学习，则将流于教师本位主义，师生之间的隔阂愈大，引起学生反感，影响教学效果。”并使学生处于表面服从、向动反对的状态。

在班级中，当教师对某个学生的成绩给予表扬时，如果这个学生发现其他同学与自己同样的成绩得到教师更高的赞赏时，这个学生就会觉得教师的奖赏不公平。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学生漠视教师奖励的状况。班级作为一种竞争性环境，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重视学习结果本身，而不注意取得结果的过程，从横向的角度审视自己所获得的成绩；对于教师来说，他们不仅从横向而且从纵向的角度评价学生的成绩，对班级中每个学生所取得的进步给予表扬。这样，由于教师与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教师对不同的学生取得同样的成绩给予不同程度的表扬，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学产生不公平感。

同样，教师在运用惩罚的权力时，对犯同样错误的学生，总倾向于对平时影响不好的学生给予更严厉的惩罚。而对于平时成绩好的学生给予轻微的惩罚、警告，甚至免于惩罚。因为，教师认为：轻微的惩罚对于那些‘坏’学生来说不起作用。”可见，教师的奖励容易挫伤好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的惩罚容易损害“坏”学生的自尊心。教师的奖惩方式对学生所造成的不公平感将削弱教师权力的影响力。

教学是教师的基本权力，其他权力都是围绕教学而产生的。当教师在行使这一权力的时候，教学策略（即教学方式）无疑将成为影响其权力影响力的主要因素。

当我们在分析教学策略时，不妨可以引进领导方式的双因素模式进行分析。斯托格第（R.M.Stogdill）和沙特尔（C.L.Shartle）认为，领导方式就是领导者领导群体去实现目标的行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向量，即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际关系为中心。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把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当作管理者，学生则成为被管理者（相信这一比喻并不失当），教学策略也相应存在着以两个向量为坐标轴的多种方式。以工作为中心则教学过程（）中多注重教学目标的达成，以人际关系为中心则教学过程（）中多注重学生个人的需要。学生的需要可以说是追求降低限制，从课间学生那种欢蹦雀跃的神态中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教师作为领导者，其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的能力。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教师总是趋于限制学生的自由（学生心目中的自由并不是仅指课堂上可以随时向教师发问等，何况目前学生并没有完全享有这种自由）。尤其是传授知识的任务要受到知识数量的限制，教师必须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任务。问题是能力的因素既可以在学生所要求的“自由”中得以发展，也可以在教师限制学生“自由”的传递知识过程中得以发展。但不同的活动形式更有利于发展不同的能力。因此，追求高效率、高满足度的教学方式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超过于这种完美的方式。这意味着在班级教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必须付出一定的牺牲，这种牺牲或此或彼、或大或小、或远或近。

当前，素质教育试图在两者的取舍之间找到一种最佳的切合点。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每个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都会存在相当的不同，如果教师能够寻找到一种最大限度地拓宽学生的“自由”空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掌握知识、发展自身能力的教学策略，无疑将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必须承认，使用“绝对的”权力亦即“强制性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尽管教师具有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法定权利，但权力究其实质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影响力的大小如同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合力一样。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力与学生对教师的反作用力的合力即是教师权力的影响力。所以，教师权力的影响力不仅受教师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取决于学生方面的因素。学生方面的因素包括：

由于教师原本是作为社会代表而“派”到班级与课堂中来的，因此，从制度上来说，教师班级社会系统中无疑始终有“领导者”的身份同时拥有其“领导者”的权力。教师权力的影响力势必受到被领导者------学生群体势力的制约。所谓“‘学生势力’是用以表达处于教学社会系统中的学生所具有的保护自己、表现自己乃至扩张自己的力量状况。”学生势力的标准即是其群体凝聚力的大小。根据勒温的分析，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其行为的“动力总是在具体的个体与具体的情境的关系之中产生的，而就内在力量而言，正是从各种功能系统的关系中形成了个体。”如果学生群体的内聚力强，学生间团结一致，每个学生从同伴那里得到的支持力量就强，对教师的作用力就大；反之，如果学生群体的内聚力小，如同一盘散沙，群体成员从群体内部得到的支持就弱，对教师的作用力就小。

学生群体的内聚力作为影响教师权力影响力的一个因素，起着怎样的作用还要看学生群体的价值观方向。如果学生群体的内聚力高，且与教师行使权力的要求相一致，就会提高教师权力的影响力。反之，则削弱教师权力的影响力；如果学生群体内聚力低，当学生群体的价值观与教师的要求一致时，无疑会增强教师权力的影响力，但由于学生之间缺少合力，其积极影响不如内聚力高的群体作用大。反之，如果群体内聚力低，且群体的价值观与教师的要求相悻时，这时教师的权力影响力将高于教师在面对学生群体内聚力高、但价值观方向与教师要求相修时的权力影响力。

为了保障班级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社会赋予教师进行教学的权力，但未必每一个教师都能真正理解自己权力的依据和限度，以及作为

教育领导者的责任，未必懂得如何正确行使权力使其产生有益于学生多方面发展的作用。当教师不懂并滥用权力时，就不会具有真实的权威、拥有真实的领导地位，就会产生不健康的、同样也不利于教学和学生发展的师生互动关系。

教师权力影响力的强弱，制约于教师自身的知识、人格、对学生奖惩方式、教学策略以及学生群体内聚力的大小和群体价值的方向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随着儿童父母的高学历化、学习化社会的到来，教师的地位会相对地降低，教师的权威失落感会不由自主地涌来。这也是关于教师权力所达成的共识。”

构成班级社会组织的人格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两部分。他们在班级中占有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所谓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角色和地位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地位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人们是通过对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来认识他的'社会地位的。社会地位总是通过角色表现出来，角色是社会地位外在的、动态的表现形式，而地位则是角色的内在根据。对于个体而言，所占据的是地位，但扮演的是角色。可以说，地位和角色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实践中，个人可能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如果一个学生走在大街上被一个陌生人所质询：“你是干什么的？”他会回答：“我是学生”。如果在居委，他也许会回答：“我是某某家的孩子”。如果在班级，他会回答：“我是这个班级的班长！”总之，不仅角色扮演本身是个动态过程，就是扮演哪一种角色也随着环境、时间的改变而不同。另外，角色还有一个特点，它具有一定的参照系。“学生”的参照系一般来说是教师，“孩子”的参照系是父母；“班长”的角色参照系是班级中的其他同学。地位也同样具有相应的参照系。因此，“莫雷诺把社会组织看作是一种角色网络，这些角色规范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角色理论有两种典型的探讨方略，一种是比较重视结构的方法，另一种是比较重视过程的方法。这里我们试图把学生作为一个整体，以教师为参照系，从班级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学生的角色与地位。对于角色承担者来说，其行为并非全部是位置结构本身的功能，其中还包括人们对这些位置所固有的期望所致。结构角色理论典型的观点之一是以演戏作比喻把期望区分为三个一般层次：来自剧本的期望；来自其他“演员”的期望；来自“观众”的期望。这里我们仅探讨来自“剧本”和“观众”（把学生作为整体，教师则成为观众）对学生的期望，来自其他“演员”的期望留作另文探讨。

提及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从应然的角度讲，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义务。对于小学生而言，与其说“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是他们的权利，莫如说是他们的义务。至少在教学形式对小学生还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的情况下下此结论是不为过分的。也正是学生应履行的义务，在相当程度上又弱化了学生的权利。学生需“努力学习，完成所规定的学习任务”。而何谓“努力”？“学习任务’有多重？这种标准完全是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掌握的。如果学生没有“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那一定是学生“不努力”所造成的结果。随之即来的是教师严厉的批评以至体罚，即使这种批评或体罚超出了界限，侵犯了学生的权利也不至于导致学生的强烈反抗。因为学生需要履行“尊敬师长”的义务。

学生需要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不仅仅是教师的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且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在这种众多人的要求之下，学生在因自己没有达到要求而招致的教师对自身权利的侵犯时，只好忍气吞声了。这或许是学生的一种策略，因为“教师总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将面对的是教师、家长多方的更严厉的惩罚。从另外的角度看，“功能论者认为，个人之所以扮演他们的社会所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不只是因为他们涉身社会共享的道德标准，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别人的赞同与尊敬。若不按别人的期望去做，则无法得到赞同且会失去自己所想要的事物。”

师生关系是一种以教育任务为中心的“人---人”关系，但在现今的学校教育中，我们却发现，现有的师生关系似乎更倾向于被异化为“人---物”关系。学生在班级中，面对教师时所充当的更多的是趋于物的角色，缺少的是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学生所扮演的这种角色也有其历史的渊源。无论是古代传统文化中过于推崇教师权威的思想，还是近代私塾对学生所实行的体罚制度都成为目前社会上师生关系的一种源流。另外，教师在面对学生时的威严似乎也是在面对社会之不足的一种补偿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学生在班级中履行的是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毋宁说学生更多的是实践着角色行为的另一个方面------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尤其是教师和家长对自己的角色期望。

当我们把学生当作演员时，不妨把教师和家长都按观众来对待。“一般而言，学生角色是依照学校规定，奉行学校团体规范和完成学习目标。”学生必须遵守校规校纪、扮演适当的角色。如果学生不服从教师的指导、扰乱课堂纪律。不按规定学习功课，则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了维持班级的正常功能、完成教学目标，教师希望学生必须聚精会神，努力用功学习；必须会延缓满足当前的需要和兴趣。由于班级教学任务受教学大纲的限制，且不同的科目一般由不同的教师来担当。因此，教学活动需按顺序排出课程表，学生必须严格遵守时间。无论课间玩得如何兴奋，上课铃声一响，必须把精力、注意力转移到课堂中来。否则，将受到教师的批评和指责。

学生在家长的眼里，永远是个孩子，无论其思想怎样，思考能力如何。因此，他们的行为也必然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只顾眼下尽兴的。真理掌握在教师的手里，目标则由家长来设计。由于家长的见识比学生广得多，他们为孩子所设计的目标也长远得多。而教师的知识正是孩子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基于此，在家长看来，孩子应听从教师的话。接受教师的批评，无论这种批评是否过当。只要教师的批评、惩罚没有造成学生身体上的伤害，教师就一定是对的。至于对学生心理上的创伤，家长则不去关心或很少关心。毕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对学生的“雕刻”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在“雕刻”过程中也难免会对学生有所损伤，否则何以称为“雕刻”呢？教师在家长的眼里，总归其愿望是良好的，且具有“雕刻”学生灵魂的资本与技术。因此，家长如果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能与教师发生冲突。不然，教师可以以家长反对“雕刻”为由，拒绝对其孩子的“雕刻”，甚至有意无意地沿着与家长为孩子设计的目标相反的方向“雕刻”。如此，家长那种对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从这个角度讲，学生真有些忍辱负重的意味，而这“辱”是来自于教师的，这“重”是家长赋予的。

从教学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仅仅是作为“配角”而存在的。在班级中，学生角色的社会规定性以及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决定了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与所扮演角色。

从小学生的行为特点来看。好动是儿童的天性。儿童的身体必须有场所可以活动、伸展，而当前的教学模式恰恰束缚了儿童的身体。难怪每天必须坐上几个小时的学生一旦束缚解除，就会爆发出阵阵过分的喧哗与盲动。既然他们的体力没有正常地发泄途径，就只能在体内积蓄，一旦机会来临，就会迸发出来。因此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应转变专制式的教学方式为民主式的教学方式。课堂上，不要教师一个人说了算，不应以一种单一的标准来评价学生。尽可能为每个学生创造施展自己才华的时间和机会。

对于教师来说，他们的工作任务是确定的。在课堂活动中，正是这种较强的任务取向，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权威结构。另外，由于师生的角色地位以及知识、年龄、自我概念与生活经历等方面的特点，使教师必定居于主导地位。并保证知识由教师（知识高位者）向学生（知识低位者）的传递。有效的课堂教学需要一定的权威。试图取消教师权威的努力是徒劳的。它必将损害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但在师生之间，我们同样需要任务取向上的合作关系，在权力控制与合作平等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切合点。寻求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与平等（主要是在人格意义上的平等），目的并不是取消教师的权威，而是为了使课堂教学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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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是学生课程权利得以实现的最佳平台。“学生参与课程开发的原因在于：其一，学生对课程内容感兴趣，他们的学习动机就会增强。其二，学生参与课程内容的选择和设计可以促进学校生活民主化、自主化的进程。” 因此，赋予学生课程权利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前提，同时又是学生课程权利实现的重要途径。而校本课程未被很好地开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学生权利得不到真正实现，其根本原因是学生的主体地位尚未真正被确立。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教学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教师的地位、过分重视书本知识而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把学生作为被动的管理对象，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学生本身来说，学生认为课程的开发是教师、学校的事，不可能也无能力享有或行使课程权利，从而导致社会不重视，学生自己也不主动主张或要求，导致其校本课程权利缺失。

由于教师的课程观念和专业能力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这间接导致学生权利不到位。由于缺乏标准、成熟的校本教材和课程开发的理论指导，教师对校本的课程价值、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过程中需要运用的技术、课程评价等都感到迷茫，在校本课程的教学工作中导致教师无法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这使学生实现课程权利显得更加苍白无力。

校本课程的实践性特点要求教师及学生走出教室，到课外搜集大量的材料，并且需要一定的`活动经费，但由于大多数学校没有设置专门的经费，另外，大部分学校仍以升学率作为评价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指标，学校领导实质性支持不够导致课程难以顺利实施，所以校本课程无法持续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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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国税局按深化两权监督，强化源头预防的工作要求，紧扣税收政策管核心业务，着力加强对征管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异常信息监管，有效防范政风险和执法风险，十一五时期，全市完成各项税收入账173。68亿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七，是全省平均增幅的2倍，增幅居全省第一。该局先后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各国文明单位，宿迁市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等荣誉称号，连续xx年被市委、市政府风建设先进单位，宿迁市园税系统连续5度xx年被评为江苏文明行业。

确定征管业务异常信息指标，在具体业务处理过程中，由于业务不训练，操作不规范，违反有关政策规定，违反征管业务操作流程违反有关税收管理权限以及不符合日常管理要求而产生的三步税信息定为征营业务异常信息，具体指标包括17项，即发展核批数量与管理员调查意见不一致，频繁变更纳税人发票用量，调低纳税人使用千元版发票，双定户纳税人发票核总数量大于其定额，办理总税额异常，人工跳过退税异常数据，退税核批数调查意见不一致，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远明的征免判定非居民企业申请享受税收优惠事项办理、外资企业所得税过度期优惠政策的执行管理、正业所得税前列支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大开票退额行政许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审批意见与调查意见不一致，管理部门进行发票审批，流转税优惠资格备案管理。

严格执行责任追究，20xx年，全市共提取各类异常信息1109条，通过对监控情况的调查核实，全系统有56人受到了执法责任追究，其中批准教育23人书面检查1人，经济处罚32人，对征管业务异常信息严格责任追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执法过错行为的产生，规范了干部的执法行为，提升征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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